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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善迈: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与展望

有572人浏览 日期:2019-11-07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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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经历的发展历程
 
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84年),从西方和苏联引进,在国内传播、消化,主要方式是办培训班与相关文献书籍的翻译与出版。第二个阶段(1984—1993年),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开展研究。标志有两个:一个是1984年在安徽黄山召开中国教育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决定建立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第二个就是1983年中央委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第三个阶段(1993年—),中国教育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出版了很多教材、专著,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积极服务政府决策并开展国际交流。
 
我国教育经济学在促进教育发展和服务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第一个就是对国家的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个就是对学科发展的影响。首先是教育学,因为教育经济学是从经济学角度讨论教育问题。扩展了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对教育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经济学,经济学里面又涉及财政学、劳动经济学等分支学科,教育经济学对这些学科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其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主要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有关,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基本的研究方法是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回答应该是什么,实证研究回答事实是什么。在实际工作中,单纯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比较少,大多数都是两种方法的结合。专业背景为教育学的研究则与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有关。
 
中国学者的研究肯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回答中国的问题,不能简单移植别国研究,这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部分教育经济研究难以对国家决策、学校决策、企业决策产生影响。
 
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在中国教育经济学没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成熟的研究范式,要么来自苏联基于马克思主义对教育经济的研究,要么来自西方的教育经济理论。借鉴国外经验是必要的,但简单照搬不可取。所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没有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关于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若干问题
 
经费保障与教育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费投入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保障,经济是基础。教育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经费投入,包括政府投入、非政府投入、家庭投入。没有经费保障,就没有教育发展。
 
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经费保障目标,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了要提高“两个比例”“三个增长”。这是法规提出来的,但二者是有弹性的,没有时限和数量要求。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为4.12%,这是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实现。
 
当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主要问题
 
我国教育经费有三个统计口径:一是全国教育经费;二是财政性教育经费;三是财政支出中的教育经费(预算内教育经费)。因此,全国的教育经费并不是指政府的教育经费,也不是指财政性教育经费,三个统计口径一个比一个小。教育经费投入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除此问题之外,我国教育经费投入还有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政府的教育财政经费投入缺乏制度保障。如何从制度上保证政府的教育投入是现在的核心问题。
 
二是各级政府之间划分事权与支出责任时,事权、支出责任与财政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基础教育(包括高中教育在内)要求以县为主、省级统筹,基础教育的事权主要属于县级政府,省级统筹是把中央给地方的钱和地方的钱加总统一安排,在教育系统中,基础教育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是一个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事权、支出责任与财政能力的不对称是其中的主要问题。
 
“两个比例”“三个增长”的历史作用
 
“两个比例”“三个增长”自提出后,在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带动了我国教育经费的增加,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首先,法律上规定的“两个比例”“三个增长”并未对时间和数量界限进行界定;其次,GDP按不变价格计算,教育经费支出按现价计算;第三,“两个比例”“三个增长”责任主体不明确。这些问题都会对“两个比例”“三个增长”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促进作用产生影响。
 
重点教育支出同生产总值“脱钩”问题
 
我不赞成挂钩。首先是分解问题,GDP是产出的总值,从来源上说,分为来自第一、第二或第三产业,但不可能将其分解和分配。其次是固化问题,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变化,财政支出结构与各国所面临的问题也在随其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不断变化,不应固定。
 
我主张用制度来保证政府教育经费,可概括为九个字:定标准、定责任、入预算。首先就是定标准。各级各类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拨款标准在制定时不但要考虑需求,还要考虑可能性。然后是定责任。义务教育由政府负担,非义务教育由政府与家庭共同负担。在政府负担时又涉及多级政府支出责任划分的问题。第三就是入预算。只要纳入预算,人大作为立法机构与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对相应执行部门进行检查与监督。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西部高等教育投入问题
 
“双一流”建设是一个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问题。“双一流”高校中很少有地方高校,基本上都是中央直属高校。国家也提出要加强西部高等教育建设,这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问题。“双一流”建设有可能拉大差距,两者之间本来差距就很大,建设之后差距就可能更大。因为教育是一个派生的问题,不能就教育论教育。高等教育同样如此,它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
 
改革开放本来就是一个非均衡的过程。因为改革开放的起点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可能意识到非均衡发展存在的问题,所以开始重视区域均衡发展,如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
 
高等教育发展到底应该是均衡还是非均衡,或者目标均衡、过程非均衡,这是一个待研讨的问题。现行制度下,“双一流”建设肯定会拉大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至少说教育经费的投入有差别,而教育经费的投入会最终影响产出的质量和数量。
 
三、关于公共教育财政制度保障问题
 
民办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民办教育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民办教育机构区分营利与非营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最初制定的时候我也参与了,民办学校就是私立学校,我主张要分类管理。
 
我认为只要分类,就肯定能够促进社会资本投入,因为营利机构赚钱和亏本都是它自己的事,税后的收入由其自主分配,政府无权干涉,跟私人企业是一样的。非营利机构所筹集的教育经费只能用于教育,包括学校破产退出了,这个钱还是要留在学校,不能用于其他。民办学校从投资方来说是为了赢利,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培养学生,培养学生只是一个手段,管理还得请退休的校长来解决。校长和投资方可能发生矛盾,投资方想赢利,校长可能想培养学生,两者兼顾不易。
 
现在中央已经决定了,在学校登记的时候就要区分,管理也要区分,这已有相关条例规范。不过还有一个过渡期。
 
四、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和建议
 
我反对就教育论教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教育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基础,经济才是基础。教育是派生的,当人能够生存以后,才有传递。
 
到了工业革命后,才出现了现代学校,以班级作为主要组织形式,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不应就教育论教育,因为很多问题都不是教育产生的,也不是教育所能解决的。比如说资源短缺,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经济问题。因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均衡,短期内难以解决。可以讨论和解决的是学校之间的均衡,同一个县的高中、初中、小学,都是靠政府投入,政府投入应该均等化。
 
目前,政府应该加强对薄弱学校的投入,不应一味地加强对好学校的投入,更不要说课外培训。在居民收入不均衡的条件下,培训可能加大教育不公平。
 
教育财政只是财政当中的一部分,也是教育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部分,我们要从整体看这个局部,否则就很难把问题说清楚。
 
所谓“一考定终身”,我理解的“终身”包括就业、收入、晋升和流动,这四件事都跟学历挂钩,户口也跟学历挂钩,不但跟学历挂钩,还跟名牌挂钩。这四件事应不应该跟学历挂钩?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什么方式与学历挂钩,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教育体制的研究也存在相同的问题,不能就教育体制论教育体制。教育体制是教育制度的规范,从内部看教育体制必须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外部来说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因此,在对教育体制进行研究时也必须从多角度、多学科视野进行综合讨论。
 
当然,也不能单从经济学角度讨论教育问题,因为教育当中的问题很多,教育经济学只是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来探讨教育当中的经济问题。这是一个比较狭隘的角度,结论只供教育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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